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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
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直至1945年召开七大，历经整整17年，在此之前，从一大到六大，代表人数最多时也只有一百四十多名，这17年里，我们党经过了战火的洗礼，实现了自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
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即提出了要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需的准备工作，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与通过党的纲领和其他文件。从1931年到1945年间，党的七大多次被提议召开，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延后，主要是：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长期处于严酷的战争和恶劣的环境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全力领导抗日战争和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而且，频繁的战争造成的交通不便，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寇、国民党分兵占领。中共许多高级干部战斗在第一线，难以集中。
七大选举时的大会主席台
同时，全党对于党内重大是非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从中共六大到遵义会议以前，党内思想是比较混乱的，曾经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于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在短时期内不可能作出深刻的总结。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仍然很严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认识必须经过长期耐心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即整风才能解决。
直到1945年春，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全面抗战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蜕变：121万党员在经历“整风运动”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展到了近100万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遍布华北、东北、华中、华南各地，拥有近1亿人口，经过大生产运动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形势下，党中央正式决定召开七大。
见证七大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来延安的路途困难重重，一些代表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一些同志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5年春末，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穿越敌占区封锁线，辗转千里，终于汇集在延安宝塔山下。当大后方的七大代表抵达延安时，毛泽东同志到窑洞外面接见了全体代表。他风趣地扳着指头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津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七大代表步入会场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
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
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
刘少奇在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毛泽东和周恩来、聂荣臻等在七大会议期间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党的七大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地团结和巩固起来，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交的《论联合政府》报告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他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研究军事、政治问题，提出了战后新中国建设的五大目标：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具体阐明了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
在中国面临光明还是黑暗的两个命运和前途的重大转折关头，《论联合政府》作了精辟的回答。可以说，《论联合政府》不仅是一份施政纲领，更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概括总结。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把这些经验集中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党的七大的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刘少奇还特别强调，确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清除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提升了党的战斗力，对于统一全党行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七大还特别规定，“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是目前最重要也最紧迫的工作。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七大上，我党首次对1941年以来党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多种表述形式进行了统一，正式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表述。同时，还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表述的形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辩证关系的重要论述，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党的七大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共七大上全党政治路线的确定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确立，全面、系统地解决了路线问题、思想问题，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统一。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